全球化或因各國的權力主張而受考驗

曾經有人說﹐世界是平的。但如今的世界已是今非昔比。

在實現全球化的漫長征程中﹐國界不再是阻隔﹐貿易壁壘被打破﹐共產主義已陷落﹐拉美等地保護主義的“高牆”被夷平﹐一直以來時不時對貿易橫加干預的各國政府在更廣泛的市場力量面前黯然退居次席。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曼(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所著的暢銷書中發表了全球化宣言﹐指出互聯網等在全球日益普及的技術正在使國界變得模糊。他在書中寫道﹐世界是平的。

不過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各國政府正在重新堅持其在個人和企業活動中的作用﹐因此全球經濟似乎即將開始一個新的時期。壁壘再一次豎立起來。人們稱之為新民族主義。

普利策獎得主丹尼爾•耶金(Daniel Yergin)在1998年所著的《制高點》(The Commanding Heights)一書中詳細描述了市場對國家的大獲全勝﹐開篇便列舉了英國在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執政期間對經濟監管的放鬆。耶金指出﹐全球化過程中較容易的部分顯然已告終結﹐國家正在重新主張自己應有的力量。

僅僅十年前﹐亞洲、拉美和俄羅斯還在指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貸款接濟﹐而當時美國正在計劃發起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談判。歐盟則在起草一份新的憲法﹐以便將權力從成員國移交給布魯塞爾。

如今﹐借款者避開IMF和世界銀行﹔貿易會談被擱置﹔世界各國都紛紛對外國投資豎起壁壘﹔國有企業不斷進行擴張﹐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尤其如此。從美國到印度﹐越來越多的人都支持政府實施限制移民的措施。

政府影響力的不斷增強在龐大的國有投資基金中即可見一斑﹐這些基金中很多都是由十年前還處於財政困境的政府所支持的。從亞洲到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現在正紛紛收購陷入次債危機的歐美金融機構﹐接下來可能會轉向房地產市場尋求低價買進的機會。國家力量的增強可能還會加大全球氣候變化這一“最無國界”問題的解決難度。

是什麼原因加大了政府所扮演角色的份量﹖911恐怖襲擊令世界重新關注起安全問題﹐而這一問題只有各國政府才能解決。因大宗商品價格暴漲而致富的國家正在不斷顯示它們的力量﹐委內瑞拉的油田被國有化﹐而俄羅斯威脅會切斷向西歐的天然氣供應。反對經濟一体化的呼聲也迫使各國政府從多邊貿易中後退﹕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服務(BBC World Service)去年12月對34個國家進行了民意調查﹐其中在21個國家中大多數人都表示﹐“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太快了。

不過這些變化並非預示著保護主義將大行其道。歐元區的15個國家雖然偶爾也會抱怨一下﹐但仍在使用統一的歐元。各國政府仍在遵循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定﹐即使它們不得不為此修訂本國法律。弗里曼表示﹐國家力量再次抬頭最終可能只是一個“插曲”而不是一種趨勢﹐技術將繼續跨越國界服務於各國人民。

即便如此﹐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政府正在逐漸佔據優勢。

國家間的邊界即使在互聯網這一象徵無國界世界的領域里也被建立了起來。互聯網的設計初衷是要超越政府的限制﹐將權利移交給個人或是民間組織。

如今﹐在俄羅斯、中國、印度和沙特阿拉伯的壓力下﹐負責分配網絡地址的美國公司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在網址中使用當地文字。網址中熟悉的.org﹐.com和國家代碼將被中文和印地語等很多其他語言中的對等詞彙所代替。雖然這將為當地人瀏覽網頁時提供便利﹐但很多網站也可能因此無法被國外用戶訪問。如果開發出這樣的方法﹐那麼有個能敲出拉丁字母的鍵盤﹐就可以看到任何國家網站的時代就會結束﹐而這實際上使網絡喪失了全球性的特質。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吳修銘(Tim Wu)說﹐我們正在經歷全球互聯網的逐步割据時代﹐互聯網正變成一系列的國家網絡。

各國政府的力量日益強大﹐其表現形式各不相同。對富國來說﹐這常常意味著更高的稅收和對經濟更多的干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的30個國家大部分為富國﹐根據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這些國家2005年的稅收在當地經濟中所佔比例高於十年前。這是因為政府在醫療和社會安全方面的支出不斷增加。

考慮到眼下美國這場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和廣泛性﹐政府不斷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放手讓市場自由運行的想法已不太現實。目前的問題不是監管是否應有所加強﹐而是其力度應加大多少。三位總統候選人都表示﹐他們將通過更為嚴格的金融市場法規﹐並讓政府為那些在全球經濟低迷中受到打擊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再培訓項目。

無論是在富國還是窮國﹐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使人們更方便地跨越國界與當地人競爭工作機會﹐移民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印度有大量緬甸人﹐加勒比海國家隨處可見海地人﹐阿根廷有很多玻利維亞人﹐南非涌入了大量的津巴布韋人。在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秋天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47個國家中有44個支持對移民加強限制。

與此同時﹐在較貧窮的亞非國家﹐不斷上漲的糧食價格也在刺激政府豎起新的出口壁壘。印度財政部長奇達姆巴拉姆(P. Chidambaram)說﹐如果我們被迫進口糧食的話﹐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提供我們需要的數量﹐所以我們在各個食品種類上都必須基本能實現自給自足。

過去全球舞台上的“輕量級”國家現在也能發揮極大的影響。比如﹐巴西的影響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強。在2006年7月WTO貿易會談破裂之後一週﹐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Susan Schwab)乘飛機抵達巴西利亞﹐與同時負責貿易事務的巴西外交部長阿莫里姆(Celso Amorim)進行了會面。

阿莫里姆成了推動這場始於2001年的談判獲得成功的一個出人意料的中間人。會談對一樁潛在交易進行了討論﹕如果發展中國家降低工業品關稅﹐並增大對外國金融公司的開放程度﹐那麼美國和歐洲將大幅削減農業補貼。

從前﹐發展中國家基本上都會給美國和歐洲達成的全球貿易交易“放行”。不過巴西、印度和中國已不再延續這樣的模式了。阿莫里姆組織起了20個發展中國家﹐它們都希望限制本國市場的開放程度﹐同時還想敦促其他國家的農業自由化。他們的贊同對達成交易至關重要﹐不過目前這些國家尚未同意。

斯瓦伯說﹐巴西對達成協議起著關鍵作用。

貧窮國家的公眾對政府展現的新實力感到非常振奮。已經失明的里約熱內盧艾滋病患者瑪麗亞•萊默斯(Maria Aparecida Lemos)說﹐去年﹐當巴西總統宣佈取消默克公司(Merck & Co.)一種抗艾滋病藥物的專利時﹐她像開大party一樣高興極了。一家巴西公司現在在生產這種名叫Efavirenz的藥物﹐只需付給默克公司少量費用。根據全球貿易規則﹐發展中國家有權在緊急狀態下不必顧及專利問題﹐但事實上因為害怕報復﹐只有极少數國家這麼做過。

默克則說﹐它那時已下調了Efavirenz的價格﹐而且也表示還會進一步降價﹐但巴西政府仍不滿意。默克公司負責企業責任事務的副總裁傑夫里•斯特切(Jeffrey Sturchio)說﹐巴西可能不屬於你願意投資的地方。巴西官員則對這種態度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隨著巴西財富的不斷增長﹐它自然會成為投資者嚮往的地方。

能源公司最先感覺到了新的國家主義思潮。自從2004年油價開始上漲以來﹐俄羅斯、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均對外國擁有的石油資產進行了國有化改造﹐這是七十年代以來首個大規模的國有化潮流。

鑒於石油領域不斷升溫的國家主義傾向﹐英荷皇家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改變了經濟學家在幫助該公司制定下一步發展計劃時描繪的全球圖景。九十年代時﹐殼牌還認為政府的權力已逐漸退出石油領域。該公司在俄羅斯薩哈林儲油區投下重金﹐它以為自己不會受到多少干涉。但俄羅斯政府後來收緊了對能源領域的控制﹐殼牌不得不將其在這個項目中所持股權的一半出售給俄羅斯國有石油公司OAO Gazprom。

從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趨勢來看﹐政府在石油領域扮演著越來越中心的角色。殼牌負責全球商業環境的副總裁傑里米•本森(Jeremy Bentham)說﹐殼牌目前的兩個基本假設之一是﹕政府在能源領域的主導地位將繼續（目前全球接近八成石油儲備在國有企業控制之下）﹔另外一個假設是﹕政府仍處在決策中心﹐但認可共同利益﹐並願意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在認識到國有石油企業的強大勢力之後﹐殼牌隨後開始在非傳統資源領域大量投入﹐其中許多資源預計不會被國有公司染指。最近殼牌宣佈對加拿大油砂項目投資100億美元。該公司還加大了對生物燃料的關注﹐這類燃料可採用海藻、木屑等原料生產。

位於康涅狄格的郵政設備製造商Pitney Bowes Inc.也計劃作出改變以適應新形勢。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里﹐該公司已將大量生產轉移到中國﹐並將後台支持業務外包給了印度公司。

但是最近﹐該公司開始擔心這些供應鏈的安全性。該公司負責企業風險管理的辛西婭•施密特(Cynthia Schmitt)說﹐我們一直擔心國家主義分子會來接管我們在中國的供應商。

為此﹐過去三年來該公司及其其他海外供應商開始屯積設備零部件﹐還開始堅持要求其在印度的外包夥伴在其他國家設立備份伺服器。有那麼多美國公司在班加羅爾和印度其他城市經營業務﹐施密特擔心﹐這些公司有朝一日或許會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

其他大公司也感到了類似的擔憂。波士頓諮詢公司AMR Research Inc.說﹐3月份它對美國大公司的供應鏈管理經理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對在海外做業務面臨的各方面風險如何評價。受訪者中約有30%的人認為﹐“國家風險”（包括地緣政治衝突和自然災害）是各項風險中最嚴重的一項。

一些公司開始在離本土不遠的地方尋找更安全的選擇。一些美國公司開始對設在亞洲低成本國家的業務重新遷址﹐與美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的墨西哥因此出現外國投資迅速上升的情況﹐去年﹐該國的外國投資達到232億美元﹐漲幅達21%。

一些國家的國有投資基金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投資商。石油收入讓中東和俄羅斯的主權財富基金實力大增。亞洲主權基金則因其他領域的出口收益而獲得雄厚的資金來源。目前﹐主權基金的總規模已達3萬億美元﹐它們大舉買入花旗(Citigroup Inc.)、美林(Merrill Lynch & Co.)和其他處於困境的華爾街機構的股份。雖然美國財政部及急需資本的華爾街公司對它們的介入表示歡迎﹐但美國本土人士和國際社會也懷疑﹐這些主權基金的投資背後或許有政治方面的考慮。

現在﹐許多國家的政府開始對這類外國投資設限了。根據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一份即將出爐的研究報告﹐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匈牙利和希臘均對其他國家國有公司的投資設定了限制。投資法律專家大衛•馬奇克(David Marchick)和達特茅斯經濟學家馬修•斯勞特(Matthew Slaughter)說﹐本身設有主權財富基金的中國和俄羅斯也劃出了外國投資將受到限制的“戰略領域”。他們二人是上述研究報告的作者。

一些政府炫耀實力的心態也讓解決全球環境問題變得更複雜了。1987年﹐各國環境部長參加了在蒙特利爾召開的保護臭氧層國際會議。環境部長們希望各國能先批准保護臭氧層協議﹐然後通過貿易制裁手段在全球範圍推行。協議如願獲得通過。

10年後﹐《京都議定書》並未成功﹐因為美國不願簽署﹐而中國和印度均不受排放定額限制。現在﹐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小心地不輕易做承諾﹐談判方及美國和歐洲的智囊機構都在想方設法說服各國採取更有力的措施來遏制溫室氣體排放。一種可能的途徑是﹕現在先鼓勵各國政府採取具體行動﹐等到各國對彼此對待全球變暖的態度更加有信心的時候再簽訂協議。

世界銀行下屬的私營部門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的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克萊恩(Michael Klein)說﹐經過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新型國家主義可能會淡出。他說國家利益的根本不同可能會讓各個國家走向不同方向﹐從而讓採取全球性統一行動變得更加困難。這種離心力已經持續了幾十年了。


全球化的潮起潮落﹕


一個多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對全球化的態度時起時落﹕

-- 1869:美國第一條橫貫東西的太平洋鐵路建成﹐將美國西部與全球市場連接起來﹔

-- 1879: 德國上調關稅﹐限制農產品和鋼材進口﹔

-- 1890年代: 英國加大在印度投資

--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貿易體系遭到重創

-- 1917: 俄國革命帶動共產主義在全球傳播

-- 1921: 美國國會通過《緊急限額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遏制移民大量涌向美國﹔

-- 1929: 全球性大蕭條開始

-- 1930: 《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通過﹐嚴重衝擊貿易

--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 1944: 佈雷頓森林會議召開﹐創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

-- 1949: 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

-- 1950年代: 拉美國家採取進口替代型發展策略﹐上調關稅

-- 1957: 歐盟前身羅馬條約組織創立

-- 1960年代: 非洲國家紛紛獲得獨立

-- 1964: 舉行旨在降低60多個國家關稅的關貿總協議“肯尼迪迴合貿易談判”

-- 1978: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

-- 1979: 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產油國紛紛上調油價

-- 1989: 拉美債務危機之後﹐“華盛頓共識”擊退該地區和其他地區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 1989: 互聯網誕生

-- 1989: 柏林牆倒塌﹔共產黨國家開始逐步轉向市場化

-- 1991: 印度開始進行鼓勵外國投資的改革﹐經濟實現明顯增長

-- 1995: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

-- 1998: 經濟危機橫掃亞洲、俄羅斯和拉美

-- 2001: 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防恐成為美國政府頭等大事

-- 2001: 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開始﹐沒能達成協議

-- 2004: 從俄羅斯到委內瑞拉﹐多個國家石油領域出現國有化浪潮

-- 2005: 歐盟憲法遭否決

-- 2007: 主權財富基金在全球金融市場崛起

Bob Davis
http://chinese.wsj.com/big5/20080429/ecb145115.asp?source=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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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

■程映虹(美國德拉瓦州州立大學教授)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
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歷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
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的採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
埔寨新政府整理公佈的材料。但是有關紅色高棉的歷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為紅
色高棉制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
有建立起系統的檔案。然而，這種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
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
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這是一
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78年紅色高棉統治時
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的40萬到有
所誇大的300萬。一般認為，100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人口在700萬到
800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
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這段歷史
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 genocide)。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2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
萬華裔死了21.5萬，1萬老撾裔死了4,000，2萬泰裔死了8,000，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萬
，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建立的
，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法庭來審
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國際霸權)的
偏見的話，那麼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懷疑的程度。

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每月評
論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饑餓與革
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
的政策宣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
殺還沒有被披露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
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在書介中
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
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
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制立場著稱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

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定看法而事過境
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1973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在印度支
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圍
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3萬到25萬人的傷
亡。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
了柬埔寨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
一個問題：究竟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
帳上。但一般而言，即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1973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
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規模的強制性人口遷移。1975年4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
在三天至一周的時間裏將全部城市人口強制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
作完全缺乏相應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
死於饑餓、疾病和疲勞。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
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員警和公
務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
模式一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
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倖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
渠、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
口在這種強制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
局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佈的民族陣
線的十三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
長、新聞和宣傳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
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
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
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
，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
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
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
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
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
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
從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檔，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和英薩利(Ieng Sary)
在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制還是君主
制？》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
我們都看不出有任何為奪權後系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
只重複實踐由中國和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1973年5月開始，在柬共控制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
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遷移，強制把人
口集中到由柬共控制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制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村莊；關
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制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及
實行農村公共食堂制等等。

從歷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捩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
主革命路線，以在它控制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制訂了一個在最短的
時間內用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
在上臺以前不但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
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
的掌權時機面前，整個黨的理論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
準。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
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的體制，“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瞭解和
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
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歷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
其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1977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
沒有任何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
都不適用於我們。”當1975年9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
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
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
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革命。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
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
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
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
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家分別吃飯，而
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
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

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
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
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
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成為新的
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會的
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1975年4月17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
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佈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
二是城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1977年9月波爾布特才承
認撤空城市是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
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
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毫無物質準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月20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
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佈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面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
件(至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瞭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
紅色高棉決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 ，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1979
年建立的新政權領導人)等人的記憶拼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
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
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
；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
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
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這次會上宣佈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
(Nuon Chea，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
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
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
會。根據波爾布特1977年9月27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佈柬埔寨革命是
“社會主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2% 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14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麼大比例
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以想像從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
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
寨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制
下的鄉村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裏
遣散下鄉的稱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
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
選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
權利者”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只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
”是親友中既有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裏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
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
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復了南亞社會的種
姓制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
把各種異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
迫害和剝奪他們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
了。雖然總的來說，紅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
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
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倖存的“4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週兩次由紅色高
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
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只好去幹？
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面上享有比前者完
整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面前他們照樣是沒有
任何“完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
有財產都被剝奪，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
的飯鍋裏也和他們專政對象的一樣，都只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
行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
建設國家。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社會主
義國家)不同，我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
米的指標，而過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頃只有一噸。後來在1976年8月正式宣佈了“四年
計畫”，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個幹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
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後一句話指的
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
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
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
動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方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萬被遣送到
這裏的“4月17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
過度勞動、饑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報到金邊時，
領導層往往遷怒於“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
被懷疑的“4月17日人”的處決。同時，由中央制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
就要向地方幹部問罪，這就迫使紅色高棉基層幹部把“4月17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
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畫”就這樣成為了
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歷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
政。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制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
織的目標，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
物件。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
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
1976年12月，當S21的審訊檔案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我們還
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裏。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和民
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
而，當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
出這些醜惡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耽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
…根據我們十年來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
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
“黨有著像鳳梨那麼多的眼睛”。

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面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
總人口為物件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
區的幹部、軍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
萬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1/70-1/80。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
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
潔。

四、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並非說這裏
有甚麼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
空前荒謬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歷史的極限。我們
有一個種族主義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麼理論能滿
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
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一的人口呢？

這裏只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
答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歷史學只能起到一個收集材
料，為這個體制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後
再回到形而下的範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
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麼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
場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復，其暴力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布特
和喬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共產主義的結果。而且即
使是柬共領導人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
體制》(The Pol Pot Regime)一書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根據他所作的五百
個採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也不能在這個體制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
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柬埔寨農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
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
dentured Agrarian State)。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
色高棉高級幹部洪森的《柬埔寨130年》今年4月剛剛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
寨發行)。根據4月5日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的專題報導，洪森認為“中國文革的
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實
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北韓以後，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根源有新
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
時期——俄國革命到1930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1970年代末為止，和古巴革命到
1960年代末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
個比一個早，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
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在兩三年裏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裏走
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歷史過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
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畫”也
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和清洗
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
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徵的政策在民柬是
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47衝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
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群眾遊行等等，在柬
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
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
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
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廣，合作社和各種強制勞動組織成為了社
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
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准結婚。廢除家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
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吃飯，而是消滅
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造性的成
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資本主義的結構”。

在高度集權方面，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
就結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係”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佈各級領導職
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
的紅色高棉西南大區領導人獨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
屠夫”之稱，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制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
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
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
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
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
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
構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
手段建立起來的體制中，血緣關係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係。“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
堅持到最後的將領(1999年4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歸社會，但他能
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只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
“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4月17日人”的子女
仍然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
人，他們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10-16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
過恢復使用錢。紅色高棉以為歷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
們再創造一次奇跡，在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
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
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
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
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原文發表於1999年二十一世紀雜誌6月號，轉錄自中國報導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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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刺痛了高雄人

■曾梓峰(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副教授)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設置選址的爭議，近來占據南部新聞版面。這種類型的衝突看起來是
近年來高雄市政發展的日課，但仔細深究衝突的內涵與訴求，卻深深刺痛著關心高雄永
續發展的市民的心。高雄市治理的困難度一般市民是很難想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影響
都市發展的土地所有權。將近高雄土地面積六十％的中央各部會或事業單位所屬的都市
土地，是高雄市都市發展獨特的經驗和挑戰。這些土地都是在台灣「工業高雄」政策的
歷史發展經驗下，由中央政府以接收再分配、以低廉價格徵收等方式轉給各個以國營企
業或經濟部所屬事業單位，做為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高雄港區、大片的工業區土
地、國營事業位於都市中心的土地，軍方大片的設施用地等等都是。

##CONTINUE##這些土地的使用方式和內容，直屬中央，地方政府甚少有能力發言和主張。長期以來批
評高雄是中央政府的殖民地（主權的脫落和過度的依賴），高雄是中央經濟的派出所（
缺乏相對自主性的經濟主張和承載力），並非是空穴來風的看法。

而中央政府所屬事業單位與國營事業單位在高雄取得的土地，經常並非高雄的自主意願
，取得的理由和方式，也經常是與事業目的綁在一起的，以廉價的價格取得的。以高雄
港為例，民國三十六年高雄市議會經過抗爭，以無力經營國際航運商務為由，將高雄港
的經營權託管給省交通處，進而成為中央經管的單位，配合中央的經貿政策，高雄港有
了完全自主性的發展動力和主張的國際商港，但也成為一個與高雄都市發展完全斷絕關
係的封閉地區，高雄市民從此在生活上失去了對高雄港的接近權。

這種型態港口的發展對高雄到底有什麼積極的貢獻，是大有疑義的。說的好聽是帶來就
業機會(碼頭工人、報關、運輸等)，但是航商大多以台北為國際運籌中心的事實，高雄
港是否真正帶來高雄產業發展和稅收的機會，一直受到爭議，何況高雄得到的好處不多
，但卻必須承載貨運交通進出城市所帶來的負面後果。

高雄港本身也在國際競爭中蛻變，面對全球貨櫃轉運發展的事實，更有效率和競爭力的
主張使得高雄港必須擴建更多的貨櫃區。1-22號碼頭散裝貨運不再具有競爭力的困境，
使得港務局自己早在十多年前，針對1-22號碼頭規畫了以休閒觀光為訴求和目的的轉型
計畫，然而這個休閒觀光顯然只是高雄港的休閒觀光，不是高雄都市的休閒觀光。

港埠空間部分轉型為生活休閒與觀光使用，看來是與高雄都市發展的期待是一致的，然
而主權的脫落，因為高雄港拒絕港市合一，高雄港也拒絕與高雄市都市發展的合作，使
得高雄海洋城市的主張備極艱辛，水岸花香的港都城市塑造也處處必須透過抗爭才能達
成。流行音樂中心使用港埠碼頭被以各種理由被拒絕，碼頭工人抗爭生活生計的影響，
看來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因為港務局本來就計畫要改變碼頭的使用，並且已通過計畫，
搬移根本是遲早的事情。

因此以市民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央單位(交通部和港務局)是以類似殖民
心態的邏輯治理港區，漠視高雄整體都市發展的需要，是流行音樂中心選址衝突的主要
原因。

流行音樂中心土地利用問題的爭議，只是冰山的一角，高雄大片閒置的工業區土地背後
正隱藏著相同的邏輯。台糖土地、軍方土地、國營事業土地、中油土地等等，這些國家
機構、中央所屬事業機構、國營事業占據著大片土地，卻因為發展轉型而背離原有的事
業目的，忘卻了過去給高雄帶來的汙染與傷害，卻把土地處分和經營當成是業務經營的
目的，而把土地資源在高雄都市的土地市場上待價而沽，墊高了高雄市都市發展的成本
，更扭曲了高雄都市發展的邏輯和可能性。

一個對高雄都市永續發展的市民，是不應該容許讓這樣的經驗成為高雄都市發展的宿命
。在實務上，作為一個共同生活圈裡的伙伴，這些單位都應該放下中央的身段，體認歷
史轉型與條件變遷的事實，在地的與高雄市民與政府合作，發展共同願景。做為高雄都
市二十一世紀轉型的旗艦計畫之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選址16-17號碼頭的爭議，顯然
必須回到這個邏輯上被平議。

(原文轉錄自中國時報2007年7月26日論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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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力量－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天

■陳定南

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的美麗島事件不久，接著發生新的二二八事件—林義雄律師住宅的
滅門血案，才使我猛然覺醒，因為從民國五十六年退伍後，我就一直在工商界服務，從
來沒有關心過政治，看到大我兩屆的台大法律系學長林義雄與台大法律系同班同學姚嘉
文，都因獻身民主運動而遭到政治迫害，而且統治階層還以慘絕人寰的手段，殺害手無
寸鐵的林老太夫人及兩名孫女。我一方面不齒國民黨政府所為，另一方面則為自己一直
忙於賺錢，沒有為台灣民主運動出力，感到十分慚愧。

##CONTINUE##當我在台北市忙於吃頭路或賺錢，而不關心政治的那段期間，台灣政壇正風起雲湧，而
故鄉宜蘭縣同時也發生許多大事，其中包括五十八年萬年國會補選，黨外賴茂輝參選國
代落敗，據說是被做掉；六十二年郭雨新沒有繼續參選省議員，胡榮補位，聲勢很旺，
應該當選，也被做掉；六十四年郭雨新轉戰立委又被做掉，群情激憤，幾釀暴動；六十
六年林義雄當選省議員。這段期間，我都沒有現身，因此，過去認為我有政治細胞的同
學與朋友，都以為我已經變成一個只知道賺錢的生意人。不過他們在六十九年的國代與
立委選舉期間，很驚訝的發現我的政治細胞又活起來了。

七十年元月初，有人就因此鼓勵我參選省議員，以延續台大校友（郭雨新、林義雄）的
光榮傳承。

當時我自行創業，從事鞋類貿易，業務狀況不錯，並無參政念頭，於是他們就以台灣民
主前輩的犧牲與美麗島事件等事蹟，對我曉以大義。我答應參選後，立即回鄉拜訪黨外
先進與大老，到農曆過年，才知道除了游錫堃之外，張川田與吳正連兩人也都有意參選
，而且起步很早。我眼見黨外省議員後繼不但有人，而且相當熱門，就準備返回台北，
繼續經商。

不過多位黨外先進認為選情變化難料，勸我暫緩打退堂鼓，他們希望有心參選的幾個人
都分頭準備，到時候如果有兩人以上堅持到最底，再來協調。我於是留下來繼續拜訪，
而且在羅東鎮民權路成立「蘭陽平民法律服務中心」，對外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服務。

李茂全是我第一批拜訪的少數黨外先進，剛見面他就單刀直入的問我：「去選縣長如何
？」，讓我十分意外，後來也有幾位黨外大老加入遊說，不過我當時沒有同意，老實說
，我從來沒想過要選縣長。

七十年六、七月間（或許更早？），我得知吳正連不選，游、張兩人則繼續布署。那時
黨外陣營希望我選縣長的聲音漸大，聯合報特派員趙奇濤在分析選情時，也幾度推測我
可能會參選縣長，以致炒熱知名度，但我還是沒有想過競選縣長的事。

國民黨提名縣黨部主委李讚成成為縣長候選人定局後，促使兩位爭取縣長提名失利的現
任省議員官來壽與前任省議員陳汾重作馮婦，官、陳兩人都屬重量級強棒。

那個時候，一些黨外前輩已知道我本無意參選，而且隨時可退，但眼見游、張兩人互不
相讓，都認為游、張同時參選，在面對兩位國民黨強勁對手的情況下，一定會同歸於盡
，於是開始勸我改選縣長，以牽制國民黨對省議員的輔選戰力，而且希望能為四年後的
省議員，留下傳承香火的火苗，因為他們對游、張相持不一，都堅決要投入省議員選戰
的後果，非常悲觀，認定勢必兩敗俱傷。

我當時已決定不湊熱鬧，但很多人勸我準備選縣長，不可一走了之，但我只接受建議留
下來，靜觀其變。

七十年八、九月間，勸進的聲音越來越大，幾位黨外先進也一再鼓勵，間亦曉以大義，
並且強調為下一屆省議員保存一絲香火的重要性。我盱衡整個大局，開始思考投入縣長
選舉的種種問題，不過始終沒有對外透露。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立法委員黃煌雄借冬山鄉廣興村縣議員徐友勝住宅，召開宜蘭縣黨
外家族會議，協調省議員人選，游、張與我三人都獲邀列席。幾位大老看游、張兩人都
不退讓，於是當場聲明，將全力為縣長候選人助選，省議員部分，他們絕不站台或助選
，並且過來積極鼓勵我改選縣長，我沒有當場答應，但表示尊重會議的結論，最後我接
受黨外先進的一致推薦，同意轉換跑道。省議員部分，在會中沒有達成共識，形同開放。

協調會的結果，雖然爆出冷門，但大家都認為我的犧牲打，最多只能護送游錫堃上壘，
想不到最後竟然成為兩分的全壘打，而且就此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揭開綠
色執政與宜蘭經驗的序幕。

(原文由陳定南2006年4月6日抱病手書書面從政回顧稿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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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進行曲 比利時國歌

■劉華宗(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剛贏得比利時國會大選的最大黨荷語基民黨領袖、亦是受命籌組新政府的未來總理勒德
姆，七月二十一日接受法語公共電視台採訪時，答錯國慶日的緣由，並唱錯國歌，以法
國的「馬賽進行曲」為回應，此事引來國內外媒體爭相報導與嘲諷。對於勒德姆混淆比
利時與法國的國歌，究竟是聽錯記者的提問？自身的政治常識不足？還是故意對記者提
出挑釁問題的嘲弄回應？也許從比利時的政治發展史來回顧，更能了解比利時荷語族群
和法語族群之間存在的衝突。

##CONTINUE##比利時的族群是以語言為區別，除了東邊與德國接壤處有一％的德語族群外，居住在北
邊法蘭德斯地區的荷語族群，約佔總人口的六十％，居住在南邊瓦隆地區的法語族群，
約佔總人口的三十％，首都布魯塞爾位於語言界線的北部荷語區，擁有比國總人口的九
％，但布魯塞爾自古以來即是法語重鎮，其中九十％的人口是說法語。比利時建國一百
多年來，族群間的衝突幾乎圍繞在荷語族群、法語族群和布魯塞爾地區的問題上。

一八三○年比利時獨立，法語是唯一官方語言，要進入上流社會，學會說法語是必要條
件，荷語則被視為下層社會所使用的語言。荷語族群在十九世紀所從事的各項社會運動
，其目的就在爭取荷語和法語地位的平等。荷語族群雖爭取到不少法律上的平等，但現
實上兩族群地位不平等、溝通不良的問題依然存在。荷語族群自認為國賣命，但卻只有
二等公民的地位，因此兩次大戰都有民族主義者向德國投靠，希望荷語族群能夠脫離比
利時、爭取到獨立自治的地位。

二次大戰後，成年男女具普選權、票票等值的民主理念亦在比利時落實，居人口多數的
荷語族群一躍成為政治舞台的掌權者。法語族群不甘從優勢族群成為弱勢族群，荷語族
群不滿法語族群過去的欺凌、以及一向高高在上的姿態，加上南部重工業的沒落，北部
新興工業的崛起，於是族群間爆發激烈衝突。為了維持比利時國家完整，比利時經歷四
分之一世紀的四次修憲成為聯邦國家。比利時透過修憲制度化的解決方式，使荷語族群
得到他們最想要的語言、傳統文化的維護，使法語族群得到經濟上、社會福利的保障，
但「制度化」也將使得隔閡、差異永久化，這是比利時在處理族群問題時所付出的嚴重
代價。

當居人口多數的荷語族群到布魯塞爾辦事、遊玩，充耳所聞都是法語而非荷語，完全沒
有在自己家（首都）的感覺時，勒德姆若以反諷口吻回答法語電視台的採訪，是可理解
的。

(轉載自2007年8月3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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